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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火车的汽笛声尖锐地响起，前辈拿着水瓶往我头上砸来。

        「你一定要在那个……很大很大的标准钟下面等我。到时候，你来接我，听懂了吗？」

        车轮开始滚动，我在想你什麽时候会来？你喜欢的花沪上有卖吗？你会不会不习惯那里的天气？要不还是我回去卢比安纳见你吧。

        7.

        那时候的国际挂号信要在海上漂一个多月，有时候漂着漂着，就消失在太平洋的浪花里。我寄给音乐学院的信，全像是砸进了深渊中，没有一封回音。

        上海的冬天很冷，风从江面上刮过来，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，我换上了那身略显宽大的西装，里面塞了厚厚的毛衣，显得整个人无比臃肿、滑稽。

        周围的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。一个小伙子，天天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推着一辆破脚踏车，风雨无阻地守在海关大楼的大钟底下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

        「小年轻，等女朋友啊？」海关大楼的值班大叔看久了，有天端着保温杯走过来问我。

        「嗯。」我扯了扯嘴角，有些骄傲地说：「她说她会来找我，叫我在大钟下面接她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大叔吐掉嘴里的茶叶渣，摇了摇头：「这年头，外国人哪里是说来就能来的。你啊，别傻了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她说过，她的国家自由了，她可以办护照了。手表的指针又一次跳到了二十点四十四分，海关大楼的大钟发出沉闷而宏大的钟声，震得我的胸腔微微发麻。那是《东方红》的旋律，在上海的夜空中回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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